張家港市沙洲中學 薛佩先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以下簡稱《待坐》)是高中語文基本篇目之一。對于《待坐》章的思想內(nèi)容，從宋儒以來，可謂眾說紛紜；但是對于孔子“哂由與點”的態(tài)度，卻又眾口一詞，即都認為孔子是譏笑子路、贊賞曾皙的。被譽為循循善誘、平易近人的大教育家孔子何以“哂”那個直率述志的子路，而“與”那個狂簡無禮的曾皙？孔子何以后而不發(fā)，把個課堂搞得冷冷清清？這些是持孔子“哂由與點”論者沒有深入研究的問題。而清代作家文康對這個問題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頗為新穎的見解。
文康在其所著長篇小說《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九回，通過書中一個重要人物安學海之口，寫了一大段評論《侍坐》的文字。安學海在小說中是一個假道學的典型，但在這一回，他卻一反常態(tài)，反起宋代大儒朱熹、程頤等人，這與原人物形象很不協(xié)調(diào)，因此可以認為安學海的觀點實質(zhì)上正是作者自己的觀點。文康是清朝大學士勒保的次孫，他晚年寫作《兒女英雄傳》時，“榮華已落，愴然有懷，命筆留辭，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40頁)因此，文康在小說中寫出這樣的話也就不奇怪了：“大凡我輩讀書，誠不得不詳看朱注，卻不可過信朱注�！薄绊氁约耗贸鲂┮娮R來讀他，才叫著不枉讀書�！�(原書第775頁)那么，作者拿出了什么“見識”來讀《侍坐》的？書中寫到：“四子在夫子面前侍坐時節(jié)，夫子正是常識三子，并未駁斥子路，不但未曾駁斥子路，轉(zhuǎn)有些駁斥曾皙�！�(同上)如果認真研究這一“見識”，我們會發(fā)現(xiàn)文康的觀點是很有道理的。
一、“哂由”并不是駁斥子路。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朱熹注)子路年長，曾皙次之，冉有又次之，公西華最幼。按年齡次序子路率先發(fā)言，回答孔子提問，完全是合乎“禮”的其次，《禮》曰：“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笨鬃訂栔荆瑢W生述志，而且“答是所問”，也完全合乎“禮”的。再其次，子路所述之“志”是實事求是的，是孔子早就了解并予以首肯的。《論語》中多次寫到孔子對子路為政才能的評價，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論語公治長篇》)“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論語顏淵篇》)“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政事：冉有，季路”(《論語先進篇》)可見孔子對子路十分常識，事實上，子路也做過季孫氏的宰相和衛(wèi)大夫孔悝的宰相，可見子路述志時并未說大話。何況子路并未忘記使民“有勇且知方也”，這實質(zhì)上也就是以禮治國。從上述情況看來，孔子沒有駁斥子路的理由。那么他又何以要“哂”子路呢？
“哂”，按《詞�！方忉專袃闪x：一是“微笑”，如“微博一曬”；二是“譏笑”，如“為后代所哂”�？鬃印斑印弊勇窡o譏笑之意，只是一種不太滿意的微笑�？鬃印斑印钡氖亲勇贰捌溲圆蛔尅�。姑且不說子路率爾發(fā)言是否是“不讓”，從另一角度看，如果子路“謙讓”了，不“率爾”發(fā)言了，那么該誰先發(fā)言呢？應(yīng)該是曾皙。曾皙是《論語》二十篇中只出現(xiàn)過一次的人物，孔子對其他三子是了解的--這在《論語》中有多次記載，而對曾皙卻不了解，因此，當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時，一門心思是在曾皙身上，想聽聽曾皙之志。偏偏曾皙一味鼓瑟，不予理會，大弟子子路只好“率爾對曰”，引待孔子不滿，孔子不滿的是子路沒有眼色，沒有能領(lǐng)會老師的意圖，即讓曾皙先發(fā)言。其實，縱觀曾皙的表現(xiàn)，即使子路不率爾發(fā)言，他也不會首先發(fā)言的。他一定要讓三子全部說完，他才來個“異乎三子者之撰”；因此，導(dǎo)致孔子不滿意子路的原因在曾皙�！墩撜Z公治長篇》記載：“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而志？’子路曰：‘……’顏淵曰：‘……’子曰：‘……’”在這一章里，子路先述志，接著顏淵述志，最后孔子述志，孔子并未因為子路先說而“哂”他�？梢姟妒套氛驴鬃印斑印弊勇凡皇恰斑印弊勇返谝粋�還是最后一個發(fā)言，而是哂他未能讓曾皙先發(fā)言。
總而言之，孔子未曾駁斥子路，而只是有些不滿意；而這不滿意又是由于曾皙不肯發(fā)言引起的，孔子對曾皙的不滿是顯然的。
二、孔子是駁斥曾皙的。
孔子發(fā)問時，曾皙在彈瑟，子路率爾發(fā)言后，按次序輪他發(fā)言，可他彈瑟不予理會�？鬃訜o法只好點名讓冉有、公西華先說，這兩個人一個比一個更謹小慎微地談了自己的志向后，照理應(yīng)該由曾皙發(fā)言了，可他仍在彈瑟，孔子見“啟而不發(fā)”，只好直呼其名：“點，爾如何？”點了他的名，他還要再彈幾下瑟，接著發(fā)表了驢唇不對馬嘴的“沂水春風”不著邊際的話。他的所作所為，有哪一點合乎“禮”？
其次，孔子是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也就是孔子常所說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篇》)“天下有道，”就出來做官，來實現(xiàn)自己兼濟天下的志向；而離開“仕”，就無法實現(xiàn)自己的志。孔子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篇》)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到處奔波，其目的就是為了求仕，三月不仕就惶急得不得了。可惜他一生未能作到大官，晚年回魯辦教育，還念念不忘，甚至想“乘桴浮于海”，到海外去實現(xiàn)他的志向。不僅自己這樣，孔子還要求他的學生在“天下有道”時出仕，孔子的問話正是說明了這一點。曾皙所說的冠者五六人、童子七八人的局面，顯然不是出仕遂志，這種回答可以說是戳到了孔子一生的痛處，孔子喟然而嘆：“吾與點也!”這決不是贊揚曾皙的志向高遠，而只是慨嘆曾皙與自己一生相同，已走向窮途末日，可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嘆。許多人只看到孔子“與點”，而不看到“喟然而嘆”，不能體會孔子當時的心情，所以不能正確理解這句話。
第三，從孔子回答曾皙的發(fā)問，也可以看出孔子是駁斥曾皙的。
孔子雖然不滿意子路率爾回答的態(tài)度，但并未否認他從政的才能而對冉有公西華得國而治的態(tài)度。從政的才能也是贊同的，孔子不滿意的是他們過分謙虛了：“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而曾皙妄圖不得仕便達到禮樂治國的結(jié)果，這不僅是一種空想，而且是一種無能的表現(xiàn)。所以孔子在評價子路等三子之后，只字不提“沂水春風”之類，正反映孔子賞識三子與自己志同道合，而不滿曾皙無所作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文康對《侍坐》章的見解是新穎而正確的。而“哂由與點”論者，其觀點從根本上說都未跳出宋儒所規(guī)定的框框。
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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