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魏徵：儒家詩教觀的履踐

發(fā)布時間：2016-11-8 編輯：互聯(lián)網(wǎng) 手機版

聶永華

王珪、魏徵都是北方人[1]，皆經(jīng)歷隋末的大動亂而進入貞觀宮廷，他們不同于“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之儔以文章進”，而是象房玄齡、來濟之輩一樣“以材術顯”[2]，漸為太宗所器重，成為心膂。在唐初并存的關隴、江左、山東三大地域文化體系中，顯然屬于以經(jīng)世致用、致身通顯為特色的山東文化，因此二人傾注心力于開基守成之實際事業(yè)，“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盵3]史載王珪生性耿直，體道履正，交不茍合，識鑒精通，嘗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shù)子亦有一日之長”[4]，史臣贊云：“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動必有禮，言皆匡躬�！盵5]魏徵更是“一直以一個不屈不撓的道德家和無所畏懼的諫諍者而著稱”[6]。太宗嘗嘆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徵卒又云：“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盵7]史臣贊云：“前代諍臣，一人而已�！盵8]可見二人之行為全然以儒家道德規(guī)范為準則。

王珪、魏徵二人，端謹忠勤、匡益濟時，致力于開基守成之實際事業(yè)，難有審美的心態(tài)來吟詩作賦，嚴格地說，二人可謂文學圈子以外的人物。但在“文與政通”、文品與人品統(tǒng)一的文化語境籠罩之下，既有“因人廢文”就有“因人存文”，王、魏二人尤其是后者的詩歌行為近世以來一直受到高度的評價，各類唐詩選本亦往往是“首標其目”，以至被認定為“唐音”的發(fā)端。因此對二人詩作的重新解讀及其詩史定位就并非是在“小題大做”。

《全唐詩》錄存二人詩作極少，王珪2首，魏徵除去31首援引古例以歌功頌德、“佐成王化”的郊廟祭祀樂章外，亦僅有4首。6首詩又可分為3類：詠史詩3首，言懷詩2首，應制詩1首。從所承受文學淵源來看，二人雖亦歷隋入唐，然二人入唐前均未正式進入過宮廷，很少受到傳統(tǒng)宮廷詩風的沾染，隋末動亂中的戎馬輾轉[9]，使他們較多地受到貞剛朗爽的北朝民歌的影響；作為儒家觀念重建的主要人物，在其文學活動中自覺地履踐了儒家詩教觀；高度的政治警覺和骨鯁儒雅的品格，又使他們以詩為諫，把詩歌創(chuàng)作作為實際事業(yè)的一部分。從內容到風格，二人的詩作均表現(xiàn)出儒家政教文學觀尤其是漢儒政治文學觀的履踐與北朝詩風的延承，因而在南朝化的貞觀宮廷詩壇獨具特色。

王珪所存二首詩均為詠史題材，借史實以寓諷寄慨�！对仢h高祖》詩云：

漢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手奮三尺劍，西滅無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濱。高抗威宇宙，貴有天下人。憶昔與項王，契闊時未伸。鴻門既薄蝕，滎陽亦蒙塵。蟣虱生介胄，將卒多苦辛。爪牙驅信越，腹心謀張陳。赫赫西楚國，化為丘與榛。

詩以敘事為主，描述了漢高祖劉邦豐沛起兵，歷盡艱險，終于一統(tǒng)天下的史實，重點描述了鴻門斗智，滎陽大戰(zhàn)轉危為安，表現(xiàn)了漢高祖劉邦的雄才大略；而將猛士廣的描述又顯示了“善將將”的帝王氣魄。以“詠史”名詩，始于東京，胡應麟云：“《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盵10]班固《詠史》寫太倉公淳于意小女緹縈舍身救父之事[11]，純以史家之筆平平敘來，基本上是敷衍史實，惟有末二句“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的“感慨之詞”，微寓自身遭際之慨[12]，從詩歌藝術的標準衡量，只不過是五言詩形式的韻文，缺乏詩人的情致與詩歌的韻味，由于“技術的拙劣”[13]導致總體藝術品位的“質木無文”[14]。王珪此詩無論篇章結構還是風格氣調均明顯可見對班固《詠史》詩追步摹擬的痕跡。這首詩也是以漢喻唐的當代詩人慣例的開風氣之作，明寫劉邦，實喻李世民。劉開揚先生認為：“無道秦寫隋，西楚國就是李密。”[15]如此解詩雖顯得過于膠著，但全詩頌揚唐宗比肩漢高祖的神功武威卻是明白無誤的。前以創(chuàng)業(yè)之艱襯守成之難，結尾以“赫赫西楚國，化為丘與榛”微婉寄諷，班詩的自我身世之慨也被“置換”成了對當今帝王的諷諭諫諍。

王珪另一首詠史詩是《詠淮陰候》：

秦王日兇慝，豪杰爭共亡。信亦胡為者，劍歌從項梁。項羽不能用，脫身歸漢王。道契君臣合，時來名位彰。北討燕承命，東驅楚絕糧。斬龍堰濉水，擒豹耀夏陽。功成享天祿，建旗還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錢酬下鄉(xiāng)。吉兇成糾纏，倚伏難預詳。弓藏狡兔盡，慷慨念心傷。

《詩法源流詠史》云：“詩人詠史最難，妙在不增一語，而情感自深�！盵16]全詩妙在全用史實，幾乎“不增一語”地描述了韓信自少年落泊、擇非其主到君臣契合如魚得水，終至時來名彰的人生歷程，活畫了智勇雙全的一代名將的形象。他功成名就，躊躕滿志，本應分享“天祿”，但結局卻是為“吉兇”所糾纏，陷入人生“倚伏”的怪圈。未二句詩人以清醒的意識深加感慨，告誡當今帝王與功臣應吸取鳥盡弓藏的、兔死狗烹的歷史教訓。就詩的抒情機制而言，說不上“情感自深”，其對歷史的感發(fā)顯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基于現(xiàn)實的激發(fā)。太宗建基，勛臣功成名就，如何避免吉兇糾纏、禍福倚伏的歷史悲劇，形成君臣協(xié)力、和衷共濟的局面，已是一個十分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貞觀元年曾發(fā)生過勛臣為爭名位而在朝堂大打出手的事件，李世民嚴肅地告誡云：“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磺渚庸佥m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欠种�，不可數(shù)行，勉自修飾，無貽后悔�！盵17]為此，貞觀元年，太宗曾命許敬宗于弘文館教授《史記》、《漢書》[18]，從而留下了一批貞觀史臣以詩寫成的“讀書心得”[19]。王珪此詩就是其中的一首，全詩通過對淮陰候韓信遭遇的詠嘆，寄寓了深沉的諷勸。王珪僅存的二首詠史詩，一詠君德，一詠臣德，均為太宗政治思想的闡釋，可見王珪的“詩歌活動”是配合現(xiàn)實的政治需要的，其創(chuàng)作動機顯然是出于致用目的和補袞心態(tài)的頌上德而通風諭，顯示出很強的現(xiàn)實功利性。

魏徵的《賦西漢詩》也是一首以漢喻唐的詠史詩，詩云：

受降臨軹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營。夜宴經(jīng)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此詩歷述高祖、文帝、武帝等西漢時事，以及叔孫通建立禮規(guī)以顯出朝廷威嚴的史實，強調儒家禮樂建設的重要性，除與上述王珪詩意脈相通外，又針對太宗詩中“縱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隱含的佛家因果輪回觀念和志滿意得之情委婉寄諷。太宗對此心領神會，褒贊云：“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盵20]太宗詩論君德，魏徵詩論臣德，全然是儒家禮樂觀的宣傳品。此詩寫得強直而又謹慎，顯示出一個飽經(jīng)滄桑的通人，老于世故，達于人情的特征，與早期詩“屬意縱橫”的風格有異，顯然是后期作品，而貞觀十五前后李世民驕恣有所滋長，開始“漸惡直言”[20]，魏徽亦不得不調整心態(tài)，稍隱鋒芒。

王珪、魏徵二人處處謹持著重臣的身份，時時不忘其“實際事業(yè)”，宮中的賦詩應酬亦成了他們進諫納諷的機會，因此他們的詩作雖不似傳統(tǒng)宮廷詩的堆砌詞藻以頌美，但詩中亦難以見到詩人真實性情的抒發(fā)，而是基于某種現(xiàn)實需要而從歷史事件中抽繹的一種歷史的經(jīng)驗與教訓。即使是易于導入個人情感的抒懷詩，在魏徵那里，也被“變奏”成了政治教化的“雅言正聲”。如《暮秋言懷》詩云：

首夏別京輔，杪秋滯三河。沈沈蓬萊閣，日夕鄉(xiāng)思多。霜剪涼階蕙，風捎幽渚荷。歲芳坐淪歇，感此式微歌。

此詩可能是貞觀元年魏徵任諫議大夫后“安輯河北”時所作。走出宮廷，大自然風物的感召，激發(fā)了這位從事“實際事業(yè)”的政治家的審美情懷，因而這首詩也就成了魏徵現(xiàn)存詩中最具“詩味”之作：舊地重游，往事翩翩，被囿禁了的詩思心緒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釋放，因而此詩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感發(fā)人心的力量。前六句寫出京所見風物及由之所引發(fā)的感受，以暮秋蕭瑟景色烘托詩人的郁勃情思，“霜剪”二句，感覺細膩，清麗中見幽情，“剪”、“捎”二字頗見錘煉之功。可見詩人在抒發(fā)情懷時也不自覺地承受了為其所貶斥的“徐庾體”詩風。然而魏徵畢竟是一個“事業(yè)中人”，當真實情性勃發(fā)而出時，又被已在其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意識所閘住。末二句“歲芳坐淪歇，感此式微歌”，于美人遲暮式意象范型的襲用中顯示出身為輔弼重臣的政治使命感�！笆轿ⅰ闭Z出《詩邶風式微》：“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毛傳》：“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wèi)，……可以歸不歸，故其臣勸之�！薄墩x》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言已之勞，以勸君歸�！盵21]朱熹注云：“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盵22]顯然身負的君命，制約了詩人情感意緒的發(fā)抒；時時不忘的政治使命感，堤壩似的截斷了情感潮水的奔涌。這一具有鮮明政治功利色彩的意象語匯在詩末中心位置的出現(xiàn)，使得暮秋離京的節(jié)物感受被納入了政治功利和倫理教化的儒家思想范疇之中。

身歷變幻頻仍的王朝更迭，陵谷滄桑的歷史巨變，使貞觀宮廷詩人大多具有鮮明的歷史意識，在思考文學問題時，總難免用政治因素來解釋文學現(xiàn)象，但他們畢竟又深受南朝審美趣味的熏染，具有較高的藝術修養(yǎng)，在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對詩歌審美特質的體認。魏徵則不然，他一直生活在北方，且遠離宮廷，從思想淵源看，接受的主要是北方實用儒學思想[23]，入唐后特定的處境與地位，又使他在政治上極為敏感[24]，于是他在政治品格上自覺“以道事君”、恪守儒道德規(guī)范化以自律，在言行上身體力行，投君所好突出“諫諍”以自謹，影響及于其文學思想與創(chuàng)作，自然表現(xiàn)出對典范儒家詩教觀的倡導與履踐。在他主持修撰的《隋書文學傳序》中，為了給貞觀宮廷詩人樹立一塊就近的“樣板”以便“依而取正”，不惜有意無視隋煬帝生活的浮靡奢華和愛好艷曲麗辭的事實，極力稱揚其詩文“并存雅體，歸于典則”、“詞義貞剛”。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他極力張揚所謂“貞剛”之氣，詩風質直古拙。茲舉歷來為人所稱賞不置的《詠懷》詩為例。詩云：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v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竭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系南越，憑軾下東海。郁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候羸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此詩《唐詩紀事》卷四題作《出關作》，當是魏徵初隨李密至長安降唐，自請安撫山東李密舊部，奉命出潼關時所作[25]。全詩意氣豪邁，充滿積極進取的剛毅精神以及重義氣報國恩的慷慨情懷。詩人“引書以助文”[26]，在詩中大量用典：以東漢班超投筆長嘆和戰(zhàn)國時蘇秦、張儀的合縱取橫喻指自已的夙夕經(jīng)歷與不凡抱負；“請纓”二句以漢臣終軍和酈食其的請纓羈越與游說降越自喻，表現(xiàn)為國效力的決心和文治武略的自負；“國士”句用豫讓事[27]，隱喻渴望“君臣道契合”之意，“季布”二句以季布和候羸重諾守信自喻[28]。典故的選擇，實際上是攜帶著的是現(xiàn)實的感觸，在這些淤積著豐厚歷史內涵的文化“密碼”中，鮮明地透現(xiàn)出了魏徵經(jīng)世致用的功利心態(tài)。中間的景句所描畫的深山老林的荒寒圖畫亦是北地景象的粗筆勾勒，與南方詩人青山綠水的細膩感受有異。全詩內容的教化性，語言的質樸性，結構的無程式性，以及詞藻色彩的淡化、歷史意識的強化，尤其是風格的雄渾蒼勁，都與流行宮廷詩壇的南朝趣味大異其趣。應當指出的是，這種異趣，并不意味著魏徵詩已達到了自創(chuàng)新意形成個人風格的層次。對儒家政教觀的遵從，恰恰導致了對歷史典故的依賴，從而顯露出與唐初宮廷詩類書化、學術化詩風的蛛絲馬跡[29]。沈德潛評此詩云：“氣骨高遠，變從前纖靡之習”，不失燭見之明，然而認為“盛唐風格發(fā)源于此”[30]，卻難以令人信服，不惟盛唐詩由內蘊之充盈、意境之空靈而形成的豐秀朗潤風貌難以與此銜接，就是與表現(xiàn)開國氣象的唐初詩壇走向言，其遒勁質樸亦顯得過于質素。

雖然魏徵詩表現(xiàn)出了與宮廷詩風異趣的特色，然而具體詩人的情況可以是偶然的，時代條件的制約則是必然的，一些看似相距甚遠的風格在其深層往往有著微妙的聯(lián)系，從而顯示出貌似神異或神似貌異的詩風間無以避免的穿透力。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魏徵詩大量用典乃表現(xiàn)出與宮廷詩的某種相似；雖然魏徵帶著強烈的政治功利目的做詩，但畢竟身處宮廷，當他加入宮廷“唱詩班”時也會寫出與宮廷詩風完全一致的詩作。魏徵現(xiàn)存詩中就有頌圣悅主之作，如《奉和正日臨朝應詔》在歌頌了“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的皇唐氣象后，寫朝臣趨朝與皇帝駕臨云：“鏘洋鳴玉佩，灼爍耀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華麗宏贍，祥瑞嘉美的意象聯(lián)翩而出，其重鋪排與尚藻飾，其風格的雅正和樂，已是與宮廷詩風同波共震了。

歷史事實證明，漢儒從先秦儒家思想中推導出來的詩教觀念，其意義似乎只不過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不具有實踐品格，因為它過于強調詩歌的政教功能，而忽視了詩歌自身的藝術特質，因而也就有悖于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不僅造成了西京百年間“吟詠靡聞”的詩壇寂寥[31]，而且對它的過分遵從，必然導致文學審美品格的失落。在南朝詩風籠罩的貞觀宮廷詩壇，王珪、魏徵企圖以“言志述懷”、“以詩為諫”來改變“吟詠性情”的詩美趨向，二人詩作整體上也明顯帶有或“史”或“野”的古拙、質樸之風，或于詠史中寓諷勸，或于言懷中蘊說教，內涵上無甚超越與發(fā)明，更無見個人情性的恣意抒寫，藝術上亦無新的構思與創(chuàng)造，顯然是對班固《詠史》詩模式的承襲，雖氣勢較之雄健，但局于歷史事件本身的詠嘆、少文采乏情韻之“質木無文”又與班固之作相同，某種程度上說只是所謂“漢魏蹊徑”的重蹈。此類規(guī)諷應詔之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貞觀朝政治開明、言路暢通的現(xiàn)實，雖然其所表現(xiàn)出的那種君臣同心協(xié)力開創(chuàng)太平基業(yè)的決心與信心，對有唐一代文人形成宏闊的精神氣度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其質直而少含蓄的風格與作為華夏民族審美趣味集中體現(xiàn)的唐詩藝術的內在演進相左。在貞觀宮廷詩壇崇尚南朝趣味的藝術文化氛圍中，二人塊然獨立，體現(xiàn)出貞觀時期儒家政教文學觀重建與復歸在詩壇上的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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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舊唐書》二人本傳：“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魏徵字云成，鉞度曲城人也。”

[2]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3] [4]《舊唐書》卷七十《王珪傳》。

[5] [7] [8]《舊唐書》卷七十一史臣評贊。

[6] 崔德瑞編《劍橋中國隋唐史》中譯本第19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9] 據(jù)兩《唐書》二人本傳，魏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曾為道士，后事李密，密敗，降唐，自請安輯山東，為密舊部竇建德所獲，后建德兵敗，與裴矩西逃入關。王珪少孤，開皇末坐漢王諒反事當誅，遂亡命南山，后歸唐。

[10]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

[11] 烈女緹縈舍身救父而“感化”漢文帝廢肉刑，本事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12] 據(jù)《后漢書班固傳》，班氏一生中曾有過兩次被捕入獄的遭遇，一次是在早年，被人告發(fā)私撰國史，幸得其弟班超上書申辯而獲釋；一次是在晚年，由于班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權貴，被誣入獄，終至冤死獄中。鍾嶸《詩品》卷下云：“觀其《詠史》，有感慨之詞。”從詩意看，很可能是班氏由緹縈之能救父而自傷諸子之不肖也。

[13] 游國恩主編《中國文學史》第1冊第20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14] 鍾嶸《詩品序》。

[15] 劉開揚《唐詩論文集續(xù)集論唐初的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引。

[17]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

[18] 參《資治通鑒》唐紀九。

[19] 除本節(jié)提及的魏徵、王珪二首外，著名者尚有李世民《賦尚書》、《賦續(xù)漢志》，長孫無忌《灞橋李將軍》，李百藥《詠漢高祖》等。

[20]《大唐新語文章》。

[20]《貞觀政要誠信第五》。

[21]《毛詩正義》卷一。

[22]朱熹《詩集傳》卷二。

[23]參杜曉勤《初唐四杰與儒道思想》，《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