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作品中關于道的思想

　　引導語：在韓愈看來，儒家的基本原則是仁義，而仁義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樣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樣的人等等，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韓愈作品中關于道的思想。

　　摘要：以往對于韓愈“道統(tǒng)論”的研究，大多數(shù)都側重于研究"道統(tǒng)論"的形式意義，但是對于韓愈“道統(tǒng)論”中關于“道”的思想內容卻很少重視。其實，韓愈的“道統(tǒng)論”思想不僅的的確確影響了以后中國古代哲學的發(fā)展，而且其思想內容以及歷史性作用還具有一種深層次的理論上的意義。因此，總結其思想及歷史性的作用，將對關于中國哲學的歷史以及未來的發(fā)展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韓愈 儒家思想 道統(tǒng)論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作為封建階級的統(tǒng)治思想，始終處在支配的地位，它深深地契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在儒學發(fā)展史上，漢儒和宋明理學家們根據(jù)時代的社會需要，對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進行了新的理論闡釋。被后人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是唐代的文學家、思想家的教育家。在學術思想中，他一生以復興儒學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揚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價值為核心的道統(tǒng)論，為之后的中國哲學文化發(fā)展提供了一種文化形式的可能性選擇。歷史表明，其對宋明理學的影響作用，不只是歷史性的，而且還具有深層的文化意義和理論意義。韓愈的“道統(tǒng)論”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本文也以《原道》、《原性》等著作為基礎，概括總結韓愈的“道統(tǒng)論”思想以及其歷史作用和意義。

　　一、“抵制異教，攘斥佛老”的道統(tǒng)論思想

　　韓愈終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套“抵制異教”，重振儒學的道統(tǒng)論體系�？v觀中國從春秋開始之思想歷史，春秋時期，孔子繼承文王和周公之仁政和禮制，創(chuàng)立儒家學派。戰(zhàn)國之間，各國爭霸，并且進行改革，都欲建立起一套新的適應時代的思想體系來，于是出現(xiàn)了儒、墨、道、法等百家爭鳴的局面。漢朝時吸取秦朝之經(jīng)驗教訓，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確立了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正統(tǒng)地位。兩漢之后，中國歷史又一次出現(xiàn)分裂的狀況，由于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開通，隨之帶來了所謂的異教——佛教，而此之間道教也開始興起，使得中國傳統(tǒng)思想——儒家開始面臨嚴重的挑戰(zhàn)。隋唐時期，中國政治得到大一統(tǒng)，但是思想方面并沒有統(tǒng)一。唐朝之初，佛教盛行，加之唐代帝王和老子同姓之緣故，更加推崇道家老子之學說，所以形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的這樣一個局面。當然，在當時的社會之下，佛老之學能夠盛行的原因也是因為它們對于封建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毫無疑問是很有利的。

　　韓愈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唐時期，當時社會危機日益嚴重，藩鎮(zhèn)割據(jù)、權臣傾軋的狀況是甚之又甚。特別是中唐后期的安史之亂帶來的影響也是特別的沉重，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政治日趨腐敗嚴重。這是當時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當時佛教、道教勢力日益蔓延，尤其是信佛佞僧風氣尤為嚴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愈認為必須要重振儒學，強化儒家的正統(tǒng)地位，排斥反對魏晉以來流傳廣泛的佛道思潮。并且韓愈敏銳的感覺到佛教的思想里有著不事君父和不承擔賦稅這樣給社會帶來的經(jīng)濟損失和離心傾向的消極面將會越來越嚴重。而韓愈生長在儒學世家，父輩們即以尊崇儒學并且身體力行儒行而著稱于世的，他深受其影響，所以韓愈感覺到務必要進行儒家的重振，于是他走向復興儒學，攘斥佛道的道路。韓愈五十二歲那年，虔誠信佛的唐憲宗大張旗鼓的將鳳翔之佛骨迎來長安，并且留置禁中(天子居處)三日，然后送入寺廟，于是上有好者，必有甚焉，當時的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廢業(yè)破產而求供養(yǎng)。韓愈當朝為官看到此景，大為痛心，于是不顧自己安危，大膽向唐憲宗上《諫迎佛骨表》，痛陳這是“傷風敗俗，傳笑四方”的丑事，并對皇帝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訣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患。”[1]他公開批判佛教曰：“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2]由此可見韓愈的《論佛骨表》著重從綱常倫理方面批判佛老之學。不僅是這樣，而且也從佛老對社會政治、經(jīng)濟生活方面造成的消極負面的影響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在《原道》中指出：“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3]這樣出家人劇增，他們不擔賦稅且不牢而食，增加了社會的危機給社會經(jīng)濟帶來嚴重的負擔，不利于社會的發(fā)展。

　　二、以“仁義”為核心的道統(tǒng)論思想

　　在韓愈看來，儒家的基本原則是仁義，而仁義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樣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樣的人等等，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則在人道中被賦予了充實的內容。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 [4]

　　這里韓愈給仁、義、道、德下了定義，仁義二者有其特定的內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義比較寬泛，哪一個學派都可以用，對“仁”韓愈用“博愛”釋之(與孔子“仁者愛人”相通)，意即對人充滿關懷和熱愛，始于孝敬父母、友愛兄弟，進而推及于任何人“泛愛眾”;這種“博愛”的心情必須通過行為表現(xiàn)出來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如得體適宜，即是“義”(與孔子“克己復禮”相通)。所以仁、義二者，一表現(xiàn)為內心修養(yǎng)，一表現(xiàn)為行動。按照仁義的標準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幫助和安慰，切實具備仁義，達到自得自樂的地步，即是“德”。韓愈在這里是用“仁義”來限制“道德”，用“仁義”來充實“道德”。 “道德”是以仁義為具體內核，“其道易知，其教易行” ，能夠達于四海，通于萬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體現(xiàn)“仁義”原則的是“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的“圣人”。韓愈弘揚仁義，給仁義道德寓于“定名”作為儒家總綱，其理論完整表現(xiàn)在韓愈以《大學》為綱領的儒學思想體系中，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原則與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聯(lián)系在一起，用“將以有為也”的仁義道德，貫通內外兩個方面，融二者于一體。

　　韓愈對歷史上儒學受到多次挫折表現(xiàn)了極度的感慨。為了倡導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給仁義道德寓于“定名”。他創(chuàng)造了對后世儒學發(fā)展頗有影響的“道統(tǒng)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5]以此“道統(tǒng)”為理論依據(jù)，力圖恢復儒學在社會中的正統(tǒng)地位，同時以“道統(tǒng)”為人道價值標準，定名仁義道德，倡導先王之道，以存于內的“仁”到見于行的“義“來核實人道之本。 　　

    三、儒學的理論依據(jù)——“性三品說”

　　在韓愈與佛老斗爭、重振儒學的過程中，提出來他的“性三品說”，并且把它作為恢復儒家傳統(tǒng)思想的理論根據(jù)。

　　韓愈在他的《原性》中認為每個人有性有情。“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視其品。” [6]他認為性的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種倫理道德。又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個品級。他認為五種倫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這樣，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同時，他把情也分成三個品級，而高下取決于每個人對自己的情感表現(xiàn)不同。韓愈之所以認為如此，主要他認為情由性生決定，人的情感意志與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中固有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倫理，但又因為情感的表現(xiàn)和人的稟賦能力的不同，而分為上中下。那么在現(xiàn)實社會倫理關系中通過情的“動而處其中”，來體現(xiàn)人的道德本性，人們的社會行為只有以儒家的社會規(guī)范作為標準，才能近善而遠惡。

　　四、韓愈思想的歷史地位及意義

　　韓愈站在時代的高度痛陳佛老學說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從而為重振儒學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韓愈的道統(tǒng)思想，在中國道統(tǒng)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孟，下啟程朱，開宋代理學道統(tǒng)論之先河，是承前啟后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但他為了重振儒學，完全否認了佛老學說在當時存在合理性的一面，使韓愈最終走向一個極端。后來的程朱采納了佛老學說中合理的成分，以至于儒家道統(tǒng)思想在宋明時期達到一個巔峰時刻。盡管這樣，我們還是應當承認韓愈在弘揚儒家文化，重振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方面做出了積極巨大的貢獻，他在道統(tǒng)思想發(fā)展史上的歷史地位我們應該給予肯定。

　　參考文獻：

　　[1] [5]韓愈.韓昌黎文集注釋[M].閻琦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400-401，165，15，22，22.

　　[2]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八論)[M].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15-616.

　　[3] [4] [6]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M].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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