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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送董邵南序》
韓愈的《送董邵南序》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筆墨之外。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韓愈《送董邵南序》，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送董邵南序
作者：[唐]韓愈
燕趙00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01。董生舉進(jìn)士，屢不得志于有司02，懷抱利器03，郁郁適茲土04。吾知其必有合05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06，茍慕義強仁者07皆愛惜焉。矧08燕趙之士出乎其性09者哉！然吾嘗聞風(fēng)俗與化移易10，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11？聊以吾子之行卜之12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13之墓，而復(fù)觀于其市，復(fù)有昔時屠狗者14乎？為我謝15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16矣�！�
【注釋】
0、燕、趙：借指現(xiàn)在的河北一帶。
1、感慨悲歌之士：用悲壯的歌聲抒發(fā)內(nèi)心悲憤的人，多指有抱負(fù)而不得施展的人。
2、有司：這里是指禮部主管考試的官。
3、利器：銳利的武器，這里比喻杰出的才能。
4、郁郁適茲土：憂郁地到那個地方去。意思是董生想去燕趙地區(qū)謀職。適，到……去。茲，這。茲土，指燕趙之地，當(dāng)時受地方割據(jù)勢力統(tǒng)治。
5、有合：有所遇合，指受到賞識和重用。
6、夫以子之不遇時：像你這樣不走運的人。
7、慕義強（qiǎng）仁者：仰慕正義、力行仁道的人。
8、矧（shěn）：何況。
9、出乎其性：（仰慕正義）來自他們的本性。這句意思是，燕趙之士由于有這樣的本性而更加同情董生。
10、風(fēng)俗與化移易：風(fēng)俗隨著教化而改變。與，跟隨。易，改變。
11、吾惡（wū）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現(xiàn)在的風(fēng)氣跟古時說得有什么不同呢？惡，怎么。
12、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憑你這次的前往測定一下吧。聊：姑且。卜：測驗、判斷。
13、望諸君：即戰(zhàn)國時燕國名將樂毅，后因政治失意，離燕至趙，趙封他為望諸君。望諸，古澤名，在現(xiàn)在河南東北部，又稱“孟諸”。有司：這里是指禮部主管考試的官。
14、屠狗者：凡指高漸離一類埋沒在草野的志士。高漸離，荊軻的朋友，他的職業(yè)是屠狗。荊軻死后，他也曾行刺秦始皇，失敗后被殺。據(jù)《史記。刺客列傳》記載，戰(zhàn)國時燕國有以屠狗為業(yè)的義士，這里泛指隱于市廛暫不得志的俠義之士。
15、謝：告訴。
16、出而仕：出來做官。
【翻譯】
燕趙一帶自古就稱說多有慷慨重義、悲壯高歌的豪杰之士。董生參加進(jìn)士考試，接連幾次未被主考官錄取而不得志，懷抱著杰出的才能，心情憂郁地要到這個地方去（謀職）。我料知他此去一定會有所遇合，（受到賞識）。董生努力吧！
像你這樣不走運，即使一般仰慕正義、力行仁道的人都會同情愛惜你的，更何況燕趙一帶豪杰之士的仰慕仁義是出自他們的本性呢！然而我曾聽說風(fēng)俗是隨著教化而改變的，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現(xiàn)在的風(fēng)氣跟古時說的有什么不同呢？姑且通過你這次的前往測定一下吧。董生努力吧！
我因為你的這次前往而產(chǎn)生一些感想。請?zhí)嫖覒{吊一下望諸君（樂毅）的墓，并且到那里的集市上去看看，還有過去時代屠狗者（高漸離）一類的埋沒在草野的志士嗎？替我向他們致意說：“有圣明的天子在上面當(dāng)政，可以出來做官（為國家效力）了！”
【題解】
董邵南，壽州安豐（今安徽壽縣）人，因?qū)铱歼M(jìn)士未中，擬去河北托身藩鎮(zhèn)幕府。韓愈一貫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故作此序贈送他，既同情他仕途的不遇，又勸他不要去為割據(jù)的藩鎮(zhèn)作不義之事。首段先說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筆。次段指出古今風(fēng)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雖不明說而主旨已露。末段借用樂毅和高漸離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時，應(yīng)當(dāng)效法古代的忠臣義士，效力朝廷。全文措辭深婉，意在言外，雖僅百余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劉大櫆評此篇曰：“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yuǎn)韻可望而不可及�！�
【講解】
從文章的題目看，韓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應(yīng)是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別贈序，但細(xì)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當(dāng)時的河北是藩鎮(zhèn)割據(jù)的地方，韓愈堅決主張削藩平鎮(zhèn)，實現(xiàn)唐王朝的統(tǒng)一。因而在他看來，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鎮(zhèn)，那就是“從賊”，必須鳴鼓而攻之。
其二，韓愈為了實現(xiàn)唐王朝的統(tǒng)一，很希望朝廷能夠招攬人才，但在這一點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許多詩文中，都替自己與他人抒發(fā)過懷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詩，也是為董邵南寫的，詩中小序有這樣的語句：“縣人董生邵南隱居行義于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比娫谫潛P董生“隱居行義”的同時，也對“刺史不能薦”表示遺憾。這位董生隱居了一段時間，大約不安于“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的現(xiàn)狀，終于主動出山了，選擇了去河北投靠藩鎮(zhèn)。對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韓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臨行之前，韓愈要送一篇序文給他。但這樣的序文是很難措辭的。贊成他去嗎？固然如此，因?qū)λ幸欢ǖ耐椋糍澇�，則違背了韓愈自己的政治主張；阻止他去嗎？說明那是“從賊”，那就是變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別，也不合“贈序”的要求，更何況對于“懷抱利器”的董生去求發(fā)展（藩鎮(zhèn)名義上還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對意見，畢竟是說不通的，作者畢竟對董生懷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來，這篇“贈序”實在是難以下筆了。
但韓愈畢竟是文章大家，倡導(dǎo)“惟陳言之務(wù)去”的他，寫文章常常因難見巧，以巧取勝。這篇贈序的構(gòu)思、用語就頗為精巧。
文章一上來就先贊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著即敘述董生“懷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這很有點為董生預(yù)賀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說：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爭取吧！除此外，作者還深入一層：像你這樣懷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義強仁”的人都會愛惜的，何況那些“仁義出乎其性”的“燕趙之士”呢？又將河北贊美一通，為董生賀。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確找對了！
這其實都是些反話，所謂的“心否而詞唯”。
作者在贊美河北時有意識地埋伏了一個“古”字。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個“稱”，使“古”隱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稱”云云，即歷史上如何如何。歷史上說，“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那現(xiàn)在呢？現(xiàn)在或許還是那樣，或許已不是那樣了。后文用一個“然”突轉(zhuǎn)，將筆鋒從“古稱”移向現(xiàn)實，現(xiàn)實怎樣，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見，文章寫“古”正是為了襯“今”，為下文寫“今”蓄勢。
如今之燕趙是不是還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這個答案當(dāng)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確否定，而是提了一個原則：“風(fēng)俗與化移易”。既然是“風(fēng)俗與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鎮(zhèn)“化”了好多年，其風(fēng)俗怎么能不變呢？既然變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當(dāng)時的藩鎮(zhèn)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競引豪杰為謀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將會受到藩鎮(zhèn)的重用。果如此，豈不證明了“今”之燕趙“不異于古所云”了嗎？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說“感慨悲歌”的“燕趙之士”“仁義出乎其性”。預(yù)言董生與“仁義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這是褒獎董生的話，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筆：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風(fēng)俗與化移易”的藩鎮(zhèn)們相合，那只能證明你已經(jīng)喪失了“仁義”。前面的“揚”是為了后面的“抑”。“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與其說是卜燕趙，毋寧說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確與錯誤，使語氣婉轉(zhuǎn)，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處當(dāng)為“好自為之”講，勉其不可“從賊”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國大將樂毅被迫逃到趙國去的故事，來暗示董生。“為我吊望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應(yīng)妥善處理他和唐王朝的關(guān)系。還進(jìn)一步照應(yīng)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還有沒有高漸離那樣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話，就勸其入朝廷效忠。連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勸他入朝，則對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鎮(zhèn)之舉所抱態(tài)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開頭就預(yù)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雖懷疑燕趙的風(fēng)俗可能變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還是要送他去；結(jié)尾托他去吊望諸君之墓、勸諭燕趙之士歸順朝廷，仍然是送他去�？傊�，的確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筆墨之外。
創(chuàng)作背景
唐憲宗元和年間，安徽壽縣的董邵南到長安應(yīng)進(jìn)士舉，屢試不第，準(zhǔn)備投靠河北的藩鎮(zhèn)。韓愈一直主張全國“大一統(tǒng)”，反對地方分裂主義。董與韓交誼甚厚，知董“懷抱利器”，往投河北，“必有合”然而這對韓來講，是一種“從賊”；可董又“不得志于有司”，也正由于此，韓提筆寫下了這篇有名的贈序。
作者簡介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號昌黎，世稱韓昌黎，因謚號文公，故世稱韓文公，唐朝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稱。唐代古文運動倡導(dǎo)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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