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離渝赴美背后的故事

　　1946年2月，老舍與曹禺離開陪都重慶，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此事在陪都文藝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茅盾說：“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是我們民間文化人第一次出國的兩個。”那么，這次出國講學的為什么會是老舍呢?老舍說：“大概是《駱駝祥子》被翻譯成英文之故。”關紀新在《老舍評傳》中說：“這是因為抗戰(zhàn)結束后，國際的文化交流趨于正常。”蔣泥在《老舍之謎》中卻是另一種看法：“老舍第二次長時間出國，是政治性產物。”毋庸諱言，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而老舍之子舒乙卻看到了更深層的原因，他在《作家老舍》中說“這次正式訪問的背景相當復雜”。的確，老舍赴美講學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近期《名人傳記》講述了老舍赴美背后的故事。

　　美蘇博弈的陰影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全球的政治格局逐漸明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漸漸形成了對壘局面。他們在世界各地爭相擴充自己的勢力范圍。

　　在中國，蘇聯(lián)人捷足先登。1945年6月9日，郭沫若前往蘇聯(lián)，參加蘇聯(lián)科學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會，在蘇聯(lián)參觀訪問了五十天，于日本投降后才回國�；貒�后，他將訪蘇日記整理出版，題名為《蘇聯(lián)紀行》，在國內產生了較大的反響。1945年應邀訪蘇的，還有著名左翼劇作家、物理學家丁西林。與此同時，蘇聯(lián)對外文化協(xié)會還邀請了茅盾夫婦訪蘇。美國人面對蘇聯(lián)咄咄逼人的態(tài)勢，自然會做出相應的反應。

　　美國有一項稱為“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的援助項目，它始于1940年，最初只針對拉美國家。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加強了對中國抗戰(zhàn)的援助，首次在西半球之外增添了對華關系項目，邀請在教育、公共健康、衛(wèi)生、農業(yè)和工程學諸多領域的精英去美國作學術交流。從1943年到1947年，共有二十六位中國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分四批應邀訪美。前三批被邀者，主要是知名大學教授，如金岳霖、費孝通、陳序經、楊振聲、林同濟、梅貽寶、嚴濟慈、陶孟和等。唯獨最后一批，也就是1946至1947年度的入選者，不光有知名學者，還有知名的文藝家老舍、曹禺和葉淺予，他們分別作為中國文學界、戲劇界、美術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到邀請。由學界而文藝界，美國的“文化外交”寄寓了特殊的新意，而這特殊的新意卻籠罩著美蘇博弈的陰影。

　　費正清其人

　　美國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歸美國國務院負責實施。1942年9月，費正清代表美國政府，從印度經昆明抵達重慶，直接介入了對華文化關系規(guī)劃。

　　為實施美國的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費正清以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文官的身份，雄心勃勃地來到重慶。他在《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中說：“這是我公開宣布的職務，以這種體面的學者身份掩護我的另一項任務。”1943年年底，費正清返回華盛頓，調陸軍情報局遠東部工作。1945年9月他再次來到中國，名義上是為美國新聞處服務，實際上仍然在謀劃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的實施。老舍等三位中國文藝家破例受邀訪美，正是費正清的主意。他說：“美國人在系統(tǒng)地闡述我們美國文化的價值觀，即我們現(xiàn)在稱之為的民主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勢的要求，但蘇聯(lián)人做得好很多，比如中蘇文化協(xié)會在重慶主辦的美術展覽，吸引了成百上千的觀眾……”因此，他希望從根本上影響中國的知識階層，讓他們在潛移默化中，自愿接受并宣傳美國的民主思想。最后名單被確定為老舍和曹禺，一個是享譽海內外的小說家、中國文藝界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盟主，一個是中國現(xiàn)代戲劇界的翹楚。

　　老舍、費正清之緣

　　費正清在他的回憶錄《與中國50年的不解之緣》里記載了他初聞老舍的情況。1925年夏天，他正在英國學習，某日，一位姓楊的太太邀請他在文藝界人士聚居的倫敦切爾西區(qū)吃飯，費正清在那里見到了楊太太和她十五歲的兒子。楊太太告訴費正清，她兒子正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跟一位叫C.C.Shu的講師學習中文，而這位C.C.Shu不是別人，正是舒舍予，即后來以筆名聞世的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我們還可以從《老舍在倫敦的檔案資料》(舒悅譯注，索維圻校)中找到此事的佐證。1925年7月8日，東方學院秘書克萊格小姐在給老舍的信函中說：“您愿意教一個學生說點中文嗎?他希望每星期上三節(jié)上午的課。如果您愿意的話，那么就從下星期五的10點開始。他已經有了一點中文底子，是從希利爾寫的一本中文書上學到的。如果您能給我回個電話或寫封回信，我將很高興。”老舍于7月9日給克萊格小姐復信(英文)，署名舒慶春，信中說：“剛剛收到您的來信，非常感謝您的好意。我很樂意在假期中幫助一名學生多學點中文。明天上午10點我去學校見見他。”

　　對于楊太太提到她兒子向C.C.Shu學習中文一事，或許當時的費正清并不在意，但十七年后，當他來到重慶，得知重慶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小說家、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以下簡稱“文協(xié)”——作者注)的當家人叫舒舍予時，他想起了當年與楊太太母子餐敘時提起的那位C.C.Shu，他感到有些驚喜。

　　其實，費正清早就在關注老舍了，他在其專著《美國與中國》一書中，介紹中國文學時，推薦了十一部譯成英文的中國著作。其中有長篇小說，也有短篇小說集，其中老舍著作所占比例，遠在他人之上。在五部古典文學中，《金瓶梅》的艾支頓譯本，是老舍在倫敦當講師時幫助英譯者艾支頓翻譯而成。1939年，《金瓶梅》公開出版時，艾支頓在該書的扉頁上特意寫道：“獻給我的朋友舒慶春!”費正清推薦的六部現(xiàn)代文學作品中，和賽珍珠的《大地》并列的，就是老舍的《駱駝祥子》。費正清推薦的王際真編譯的《當代中國小說選》里，所收老舍作品也是最多的，有五個短篇。以著名美籍華人學者余英時的觀點看，費正清的這部書，是一部“影響很大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它差不多成了美國一般知識階層認識中國的一本入門書”。因而也可以這樣說，老舍能進入美國文壇，費正清起了重要作用。

　　老舍之子舒乙，曾經受斯坦福大學之邀訪問美國，尋覓老舍在美國的足跡。他在美國主要圖書館中，找到了大量老舍的著作。1949年以前的老版本，美國收藏了一百三十三種。其中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就收藏有大量抗戰(zhàn)時期的老舍的著作，不少是在重慶用土紙印刷的。這些書都是費正清弄來的，上面有他捐贈的標志，是他當年在重慶搜集并帶回美國的。還有一些是老舍的贈書，署有老舍的簽名。也就是說，費正清在華期間曾專門研究過老舍，熟悉他的作品，對他有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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