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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罵引出的散文
幾年前寫的一篇文章談論了國罵,這幾天整理文章,發(fā)現(xiàn)有幾個留言不錯。博友——知秋——評我的“國罵”,講了一個故事:“理發(fā)匠給皇帝理發(fā),發(fā)現(xiàn)皇帝是禿頭,但又不能說出來,憋得慌,向大師請教該如何辦:‘我再不講出來我就得憋死了!’大師教他一個良方。理發(fā)匠跑到野外掘個洞,把嘴巴對著洞連喊三聲:‘皇帝是個禿子!皇帝是個禿子!皇帝是個禿子!!’喊完用土埋上。你猜,這個洞子后來怎么樣?”我說:“想不出來。”他回答我,說:“長出了兩棵狗尾巴草。哈哈……”
其實,這個故事,在哪里看到過,但當時沒能像知秋這樣,想想后來如何。他思維睿智。知秋問了,我也想了,怕出洋相,并未作答。答案可能是:一,他徹底松快了,再不去想,再不被這個事憋住,再不會失眠;二,他還是提心吊膽,比沒有喊出來還惶恐,他怕有什么人聽見,又怕上天、土地知道終究要受罰;三是,每次給皇帝理發(fā),看到禿頭,想到自己終于說給地洞聽了,不免覺得好笑,笑得手老哆嗦,終于有一次不小心刀子剌破了皇帝的頭皮,終未免于一死。
我又想起改革開放初期,時任文化部長、曾是知名右派的王蒙先生出訪的一段趣談:王部長出訪西方,主人送給他一個禮物盒子,綴帶系好,王蒙道謝后,并沒有打開。上了講壇,有人提問:先生,我們西方人收到禮物都要當面打開看看,連聲說好啊好。≈x謝、謝謝!你怎么沒打開看看就說謝謝呢?
王蒙先生回答說:我們中國過去窗戶上不安裝玻璃,糊上一層窗戶紙。有好事的人,不知道隱藏在窗戶里面的人在干什么,用手指頭在嘴里沾一點吐沫,往窗戶紙上一捅,偷偷看看里面在干什么勾當,啊——!凡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事里面都有!真的,九十年代初,我記住王蒙的教誨,在與日本熊谷組吉田先生會面時,人家送給我一盒禮物,當時就沒打開,盒子大小如一方宮磚,回家打開,里三層外三層,最后出現(xiàn)在面前的是一支簽字筆,一、二十塊錢,當面打開,為難。
俗話說:罵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臉。這位剃頭匠求教的大師定是儒家學者無疑。有道是: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豈不比當今那些有不齒行為的名人、公眾人物好多了么。當然,這些公眾名人一般的避避謠,就是打官司,也能“洗刷”掉真正的污垢,前些年我頗懷疑那位磁性聲音的人之緋聞如何打贏了官司,大概還是人強馬大之故吧。我本是文化人,那時不知怎么地也冒出了一句國罵。而作為當事人只好開口大罵了,可能也就是國罵了。嗚呼!難道還不許弱者長吁一兩聲么!?!
但是如果這個剃頭匠到處對好友傳說這件事,說不定有人不信,更有甚者,一傳十、十傳百,可能傳出皇帝頭上長的不是頭發(fā),而是兩棵狗尾巴草也未可知。君不見,戲詞里有:“裝成假象如真相,捏作虛情似實情。”
在我們天天日日的活動中,不免有人無事生非、有人無因罵人、有人閑的編排別人、有人喜歡打聽傳說緋聞。玉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不可毀其節(jié)。走自己的路吧,不要左右顧及,心中快活,活得自在,正是這樣的人所妒忌的,何不讓他們看著生氣更好嘛!
老友知秋評我的文章還說:
“有人說,粗口是宣泄,也是一種力量表示,不知與國罵有無直接關系!焙,一句話使我頓開茅塞。
素來有口頭文學的行當,所以,說話、罵人、狂吼、吁聲,當然與國罵類的同聲譯也有著直接關系。
從這句話引伸,國罵本來就是一種宣泄。也是一種有點無可奈何的“力量”表示,試想,對任何事物、人物、態(tài)勢、結果,如果有辦法、有力量、有余地、有妙計,也不會用粗口,所以只能是“無可奈何”的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叫苦是沒有任何作用的,由哀音變?yōu)榕,哪怕是粗話,文學也就出現(xiàn)了。反抗就快到了。正如《紅樓夢》里的焦大,他罵賈家門口的一對獅子都不干凈,其實,也有點無可奈何,發(fā)泄而已。到底,焦大還是附屬在那個家族里的,罵罵還不是為了那個家族好起來啊。罵罵無關緊要,還是被捆入馬槽挨了一頓打,因為,你罵了那個當家的及其祖宗,不管你是不是會讀了水泊梁山而聚眾造反。其實,他是不會造反的,不過是小罵大幫忙。
話又說回來,粗口,包括國罵,也看對誰、為了誰、什么場合。正如在米粒上刻一篇《蘭亭序》之類,文明是文明矣,然而掛到長城或敦煌的摩崖上,那就渺小得很,盡管就是被世人頂禮膜拜的肖像一樣,偉大文明的可以,但是就是經別人指點,可巧又有風沙撲面而來,或者虎狼成群圍了上來,誰還有那閑工夫咬文咂字搖頭晃腦地去朗讀啊。這種時候當然用不著雅。
國罵,就是國粹吧。什么是國粹,只有本國獨有,但也未定是好的。小女子臉上有一個瘡,與眾不同,醫(yī)書上也沒有記載,似乎有點‘粹’了,還是割了去好不是。
所以,大家還是把心中的恨、怒、哀、怨從長計議吧,得閉口時且閉口,能饒人處且饒人。我總覺得還是堅持我的BLOG里發(fā)表過的《我的家訓》中一句話“善待小人仇怨”為好。
不過,人要是永不發(fā)火,是要憋出病來的。我的經驗,非有適當時機時,一個月發(fā)一次火,即使帶一次粗話,對身體健康是非常有好處的。不過,養(yǎng)成不粗口,想在發(fā)火時粗口一下子,也難。
國罵,凈化起來也不容易。
國罵“他媽的”從什么時候就有的,還真難考證。不過從“民國”就已流行,是確切無疑了。魯迅就曾有一篇文章《墳"論‘他媽的’”》,把這句話提升為國罵了。淵遠流長吧。不知古代文言文是不是這么說:伊娘!(一笑)南方有:娘西比,倒是等同語。反正分布廣、使用多。
語言污染和國罵并行不悖。
在舊社會,國罵多在所謂‘下九流’中流行。就起因,乃“士之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
“大革文化命”的時代,國罵被“老子反動而混蛋”、“砸爛狗頭”之類所代替,風行一時。仿佛口不罵人就不是“革命派”。
皇朝時代,士大夫類的上等人,也并非“決不出于口,更何況筆之于書”,不過總是還比較克制。就如開‘面的’的開車光膀子抽煙,等他換上桑塔納時,就西裝革里了;又如在偏僻的小飯館里,可以到處亂吐亂扔,到了大酒店里自然就有作派了。但是,“國罵”“無論如何也是卑劣的事”魯迅還一針見血地說:“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
所以國罵和社會發(fā)展、安居樂業(yè)、和諧張揚、文化普及有很大的關系。如果人們一直籠罩在壓抑、怨恨、憤怒、抗爭中,人們不能極大的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沒錢學習,沒錢吃飯,天天聽到的是謊言、“政績”、是一小部分人的新聞、是“已有40%家庭有了私家車,有的家還要買2、3輛”、是早早的在報告中說“已整體進入了小康”,一大串的“被……”是“極為重視”、“第一時間及時處理”、是“親兄弟好鄰居”不絕于口……等等,等等,國罵可能會強行止于口,但要從心里消除國罵,任重道遠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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