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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guī)》是《三字經》嗎﹖
《弟子規(guī)》不是《三字經》，《弟子規(guī)》這本書，影響之大，讀誦之廣，僅次于《三字經》。
《弟子規(guī)》(原名《訓蒙文》)是中國傳統(tǒng)的啟蒙教材之一，作者是清朝康熙年間的秀才李毓秀。后經賈存仁修訂改編而成為弟子規(guī)。其內容取自《論語·學而篇》中的第六條：“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弟子規(guī)》是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的文體方式編纂而成。然后再以《總敘》、《入則孝》、《出則弟》、《謹》、《信》、《泛愛眾》、《親仁》和《余力學文》等部份來加以演述。列舉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接物、求學等應有的禮儀和規(guī)范，特別講求家庭教育和生活教育。
《三字經》是中國的傳統(tǒng)兒童啟蒙教材，在中國古代經典當中，三字經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之一，歷久不衰。
《三字經》取材典故范，包括中國五千年神傳文化的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人倫義理、忠孝節(jié)義等等，內容相當豐富。背誦《三字經》的同時，就了解了常識、傳統(tǒng)國學及歷史故事，以及故事內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三字經》
有關《三字經》作者歸屬，相傳出自宋元之際寧波大學者王應麟之手。
不過在廣東順德舉辦的一次歷史檔案文獻展上，展出了一件由清朝咸豐探花、順德人李文田編輯的《三字經句釋》，其封面上“區(qū)適子手著”5個大字佐證了《三字經》出自順德。據明清之際的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11中記載：“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qū)適子所撰。”另一位廣東學者凌揚藻在《蠡勺編》中，也認為《三字經》是區(qū)適子所撰。
這在浙江寧波學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一些學者認定，《三字經》的作者早被確認是王應麟無疑。
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南宋鄞縣人。他少年時通《六經》，淳佑元年(1241年)中進士，歷任過秘書監(jiān)、吏部侍郎等諸多官職，博學多聞，長于考證，著述豐厚。而據《中國帝陵》作者王重光介紹，王應麟的文集未見載有《三字經》�！度纸洝氛Q生于元初，直到明代才廣為流傳，明清人多認定作者是王應麟。王應麟嘔心瀝血寫就的弘富著述并未得到廣泛傳播，反而是這本未收入正集的小冊子卻家喻戶曉，流傳數百年。
寧波地方文史研究專家桂心儀先生認為有3點理由可界定作者是王應麟：其一，《三字經》非博學多聞的大手筆不能作;其二，《三字經》僅為兒童上學的啟蒙教材，非熱愛兒童教育者不愿撰;其三，《三字經》敘寫歷史文化原來只到唐宋為止。
有關《三字經》作者歸屬，一直是個歷史“公案”。比如《辭源》釋詞為：“相傳為南宋王應麟編”，又有說是“宋末區(qū)適撰”、“明人黎貞撰”。
《弟子規(guī)》
《弟子規(guī)》這本書，影響之大，讀誦之廣，僅次于《三字經》�！兜茏右�(guī)》原名《訓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間的秀才。以「論語」「學而篇」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為中心。分為五個部分，具體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與學習上應該恪守的守則規(guī)范。后來清朝賈存仁修訂改編《訓蒙文》，并改名《弟子規(guī)》，是啟蒙養(yǎng)正，教育子弟敦倫盡份防邪存誠，養(yǎng)成忠厚家風的最佳讀物。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廢經廢倫，治安敗壞根由。貪瞋癡慢，人心墮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須從根本著手。圖挽犯罪狂瀾，唯有明倫教孝。誤根本為枝末，認枝末為根本。為求解決問題，反倒制造問題。君子唯有務本，本務邦國自寧。 俗云：「教兒初孩，教婦初來」，兒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為主，及其長而不易變;故人之善心、信心，須在幼小時培養(yǎng);凡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時，即當教以讀誦經典，以培養(yǎng)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曉以因果報應之理，敦倫盡分之道;若幼小時不教，待其長大，則習性已成，無能為力矣!
三字經說：「養(yǎng)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教之道，貴以專�！�，而非博與雜;故一部經典，宜讀誦百至千遍，蘇東坡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現(xiàn)在教學，壞在博與雜，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學生讀經、定力之培養(yǎng)，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賢明父母師長，深體斯旨;此乃中華文化之命脈所系，中華子孫能否長享太平之關鍵，有慧眼者，當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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