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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一個精心打造的天才
當今之世,說某人是個天才,未見得全是夸贊,然而,對于徐志摩,卻只能這么說,否則你解釋不了,一個原來沒有想到寫詩的人,會在短短十年間,成
為二十世紀中國最著名的詩人;更無法解釋,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戀而身敗名裂,至少也是聲名受損,獨有徐志摩卻是,每經(jīng)過一次婚戀,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一個女人顯示著他的一個優(yōu)異的側(cè)面?v然是他遺棄了的女人,到老也還是深深地愛著他。他的第一任夫人張幼儀,晚年就說過:“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里,說不定我最愛他。”
一個著名的詩人,一個優(yōu)秀的男人,這樣理解徐志摩,還遠遠不夠,深入研究,你會發(fā)現(xiàn),他的形象,比我們原來的了解,要偉岸的多,也光輝的多。幾乎可以說,畢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國的社會,盡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國民的素質(zhì),盡快地自尊自強。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詩集《猛虎集》的序里,說的很是透徹:“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漢密爾頓,美國華盛頓時代的政治家,對美國的建國方略起過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這樣一個天才人物,卻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親,一位精明的中國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親,清末民初時期,浙江海寧縣硤石鎮(zhèn)的首富,也是該鎮(zhèn)商會的會長。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貢獻,該是聯(lián)合本縣鄉(xiāng)紳,將擬定要經(jīng)過桐鄉(xiāng)縣的滬杭鐵路,拐了一個不小的彎兒,經(jīng)過他的家鄉(xiāng)硤石鎮(zhèn),為家鄉(xiāng)人民謀了多少輩子的福祉(海寧縣城后來遷到硤石鎮(zhèn)),同時也讓他自己由一鎮(zhèn)的首富成為一縣的首富。有人去浙江旅行,留心一下該會發(fā)現(xiàn),這個彎兒,現(xiàn)在還在那兒硬硬地拐著。
改善投資環(huán)境,才能產(chǎn)生最大的經(jīng)濟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將這一經(jīng)商方略用于獨生兒子的培養(yǎng),不期然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學校,不用說了。正常的念書之外,還給他聘請最好的老師。這話說起來容易,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且看徐先生為兒子聘請的是什么樣的課外老師。小學畢業(yè),為了讓兒子的毛筆字有所長進,父親領(lǐng)著兒子到上海,投師于名聲最響的書法家鄭孝胥名下,其時鄭孝胥還沒有去東北當他的偽滿州國總理,還在上海作寓公鬻字為生。此事在《鄭孝胥日記》中有記載。上大學上了北京大學,仍不滿足,為了兒子將來能躋身上流社會,又以一千大洋的贄禮,讓兒子拜在梁啟超門下,成為聲名顯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無論在國內(nèi),還是在國外,進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學。北京大學上預科而不上本科,是因為預科乃清末編譯館的底子,更注重外語的運用。包括學法律而不學什么國學,都是為了盡快地放洋。果然預科畢業(yè)一年后,便赴美留學。初到美國,入克拉克大學歷史學系,繼而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獲碩士學位。旋即渡海赴英,在倫敦大學混了半年,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研習政治經(jīng)濟學。課余時間,還參加英國工黨的選舉活動。
在英國兩年,上的是一流大學,結(jié)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羅素,哈代,曼斯菲爾德,狄更生。正是這位狄更生先生,將他介紹進劍橋大學王家學院。且看他送給狄先生的禮品是什么,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詩別裁集》,扉頁上寫著這樣的話:“書雖凋蠹,實我家藏,客居無以為贐,幸先生莞爾納此,榮寵深矣。”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加上天生的聰明伶俐,也就難怪,不長的時間,這個中國年輕的留學生,便成為劍橋大學的名人。連王家學院的門房先生,多年后,都還記得那個和氣而又闊綽的徐先生。再后來,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位去英國留學的大陸學者,寫過一篇文章,說一個世紀以來,成年后去歐美留學的中國人,很難融入歐美社會。當他對徐志摩的情況做過一番研究后,不得不修訂自己的看法,說,就他所知,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來還可以在英國和歐陸混下去,弄個博士不是難事。然而,當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時候,這位富裕的浪蕩子,在多霧的英倫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裝,匆匆回國。他的這一輕率的行動,后來曾被他的一位學哲學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岳霖,晚年人都糊涂了,還記得徐志摩離開倫敦時唱了兩句戲詞,前一句他忘了,后一句是:“銷魂今日進燕京!”實際上前一句是很好配的,“快馬加鞭往前行,銷魂今日進燕京”,如何?
林徽因不過是個誘餌,實則國內(nèi),有偉大的事業(yè)在等著這個不世出的天才。
出國前已拜在梁啟超門下,一九二二年十月,徐志摩回到上海,雙腳一離開輪船的甲板,即踏入中國上流社會的廳堂。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啟超當館長的松坡圖書館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將蔡鍔也。
歷史老人,像是預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運動剛剛過去,此后幾年間,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將要蓬勃發(fā)展的一個時期。
這樣一個非常時期,也就需要一個非常人物來呼風喚雨,叱咤風云。
徐申如先生的長期投資,又來了一個豐厚的回報。如果說滬杭鐵路拐的那個彎兒,只是造福桑梓,對鄰縣卻有損害的話,那么這一次的回報,造福的乃是中化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孫。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注定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風云驟變的時期。一件一件的史實不必縷述,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發(fā)展,怕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社團與流派,歷來是推動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古今中外,概莫有外。為了推進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長足發(fā)展,在徐志摩回國前,已出現(xiàn)了兩個頗具聲勢的文學社團,一個是一九二一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學研究會,一個是同年七月在東京成立,很快就移師上海的創(chuàng)造社。這兩個文學社團,可說都是五四運動精神催生的。成立之初,都起過相當?shù)淖饔,文學研究會的廣結(jié)人緣,創(chuàng)造社的驍勇善戰(zhàn),都是不可抹殺的功績。然而,畢竟有著它們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文學研究會以國產(chǎn)作家學者為主,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難當領(lǐng)導新文化運動的大任。創(chuàng)造社清一色的留日學生,人人英雄,個個好漢,只是氣量狹窄,格局太小,難孚眾望。真正賡續(xù)五四精神,影響廣披,建樹卓著的,還要數(shù)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這個新月社。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說如同兒戲。
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爾來華訪問,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爾到了北京,定然要來松坡圖書館訪談,其時居住在館內(nèi)的徐志摩,為了討老詩人喜歡,便在他住所的門外,掛了一個小小的木牌,用毛筆寫了三個不會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來該是個正午,人們都休息的時分,二十七歲的年輕人,悄悄地掛上這個小木牌后,定然還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這一掛,一個以留學英美為知識背景的自由知識分子的文化團體,就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誕生了。真正顯示它的群體威力,還要等到一九二七年,多數(shù)成員嘯聚上海,成立新月書店,創(chuàng)辦《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這三四年間,它的主要功能是聯(lián)絡(luò)同道,蓄積力量。這期間,最具風采,最見業(yè)績的,是徐志摩個人的南征北戰(zhàn),東拼西殺。算學事件,圈點事件,觀劇事件,音樂事件,一個接一個的論戰(zhàn),不管贏了還是輸了,得到的都是名聲。確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啟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執(zhí)掌了《晨報副刊》的編輯權(quán)。幾個回合下來,便將這個“研究系”的報紙副刊,辦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堅固陣地。在有限的版面上,發(fā)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論爭,最有名的該是“仇友赤白”、“閑話事件”兩次大論戰(zhàn)。在對世界趨勢與中國國情的認識上,連胡適都遜他一籌。
一九二七年七月,胡適離開北京,取道莫斯科參加中英庚款咨詢委員會會議,途中給一位朋友寫了幾封信,談他對莫斯科的印象,對蘇聯(lián)教育的成就大加贊揚。這位朋友將胡適的信轉(zhuǎn)給徐志摩,徐將兩人的信件同時發(fā)表,且加了長長的按語,對胡適的看法提出質(zhì)疑與批駁。在徐志摩看來,胡適太天真了也太糊涂了,“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tài)度……這不是等于說由俄國式的共產(chǎn)主義過渡到英國的工黨,或是由列寧過渡到麥克唐諾爾德嗎?”胡適所以會犯這樣低級的判斷錯誤,徐志摩的分析是,一是他過分注重實干精神,而不分是什么樣的實干,再就是他這幾年沒有出過國,“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將近十年的中國人”。
和胡適相比,徐志摩畢竟是哥倫比亞政治學的碩士,且前一年趁赴歐之便,剛?cè)ヌK聯(lián)做過考察。而胡適,不光多年沒有出過國,也沒有經(jīng)過政治學方面的專業(yè)訓練。
一九二七年春天,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段,功績卓著的文學團體,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屬。當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馬,幾乎齊集上海,相繼辦起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貢獻不限于文學作品的發(fā)表,還引發(fā)了一系社會問題的討論,比如以胡適為主,發(fā)起的關(guān)于“人權(quán)與約法”的論爭。文學與政治的契合,終于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新月派”。
這一時期的新月派,與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關(guān)系,梁實秋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認為,上海時期的新月派,與北京時期的新月社沒有任何關(guān)系。想來這是因為,梁實秋回國遲,基本上沒有參與北京時期的活動,而在上海時期,他卻是新月派的中堅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編。不承認前后“新月”的關(guān)聯(lián),并不等于否認徐志摩的功績。
這個刻薄的批評家,晚年回憶起年輕時的朋友,不無深情地說,“新月書店的成立,當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說,“胡(適)先生當然是新月的領(lǐng)袖,事實上志摩是新月靈魂”。
領(lǐng)袖要的是德高望重,應者云從,而靈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這一輪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運轉(zhuǎn)自如,沒了他,這輪新月只會落下,不復升起。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后,標志著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雖經(jīng)葉公超等人艱難支撐,終是氣數(shù)已盡,不久便壽終正寢。僅此一點,也足以證明徐志摩與新月派的關(guān)系?梢哉f,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尤可駭怪的是,誰都說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詩人,梁實秋,不獨梁實秋,還有葉公超、溫源寧、楊振聲,幾乎他同時期的所有朋友,卻都說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過了詩歌。不要忘了,現(xiàn)代文學諸名家中,梁實秋留美多年,專門研修文學批評,在這方面,他有足夠的自負。“只要一讀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覺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這是多高的評價!
一個年輕人,回國不到十年的時間,接連幾起婚戀風波,已經(jīng)鬧得沸沸揚揚,卻還能鬧中取靜,靜中發(fā)力,躍馬揮槍,幾個回合下來,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頂級的詩人,又是幾個回合,便組建起一個功績卓著的文學社團,開書店,辦刊物,形成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這樣的人,不是上蒼著意憐愛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過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說法。公允地說,徐志摩是二十世紀之初,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優(yōu)秀文化,交合鼓蕩下產(chǎn)生的一個寧馨兒。最終受惠的,還是他苦難的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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